PG电子那些应该被永远铭记的名字

　　▲《未来讲堂——讲述优秀党员的故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编，中国和平出版社2024年10月第一版，定价：98.00元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鼓励当代年轻人前行的灯塔。一本《未来讲堂——讲述优秀党员的故事》（中国和平出版社），领会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敢和无私。

　　于敏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他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其实，于敏自己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然而，一次与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谈话，让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

　　1961年1月的一天，雪花飘舞，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坚毅的眼神中，于敏立刻明白，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也要尽快进行。

　　于敏没有犹豫，“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地独立。面对这样庞大又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这样想。

　　这个决定，改变了于敏的一生，自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我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

　　氢弹理论的探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的最高机密。因此，要在短期内实现氢弹研制理论上的突破，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为了尽快研制出我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和同事们知难而进、昼夜奋战。然而，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始终找不到氢弹原理的突破口。

　　重大转折点发生在那一年秋天，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外地用计算机进行优化计算。在“百日会战”里，他和同事们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但是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

　　试验场远在西北大漠，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喝的是苦碱水；茫茫戈壁上飞沙走石，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达零下30℃，道路冻得像搓衣板……而于敏都甘之若饴。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在爆炸指挥现场，于敏凝望着半空中腾起的蘑菇云，一言不发，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才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从突破到突破氢弹，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更让世界为之震惊的是，“于敏构型”设计的氢弹更适合实战，中国氢弹诞生之初就已经接近甚至完成了小型化的应用。

　　对于敏来说，工作几乎就是他生命的全部。长期在艰苦环境里忘我地工作，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1988年被媒体报道以前，很少有人知道于敏是谁，更少有人了解他在做什么，连他的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了。”这是于敏生前的一次自白。今天，当我们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他已经成为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

　　同学们如果看过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可能会记得剧中的这样一个片段：中央想组织高级代表团出国调研摸底，先要找掌管外汇的李先念同志特批经费。

　　而始于1978年的一场历史性变革，令中国改天换地，焕然一新。在这场变革中，一位先驱者的名字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就是袁庚。

　　1917年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今深圳市宝安区）的袁庚原名欧阳汝山，1938年参加工作，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党，同年加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在东江两岸和港九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袁庚曾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军事教员、联络处主任、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第四野战军炮兵团团长。1949年后，曾任中国驻雅加达领事馆领事。

　　1978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交通部（现改为交通运输部）党组决定，派遣时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的袁庚主政香港招商局，担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当时已经61岁，本已准备告老还乡，但他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

　　袁庚到香港调研后向中央请示，大胆提出“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的发展方针，随后选定了当时还是一片荒芜的深圳蛇口作为招商局发展工业的基地。

　　1979年7月8日，蛇口的基建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大地上，蛇口工业区开工建设打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炮。

　　而一个“4分钱惊动中南海”的故事，在变革之初就极具代表性。当时，蛇口工业区启动的第一个工程项目是建造600米的顺岸码头。为加快工程进度，袁庚主持制定了运泥车“每超一车奖励4分钱”的定额超产奖励制。这一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奖励办法很快提高了工人们的积极性。但不久，这一做法被相关部门叫停。“4分钱奖金”被叫停后，工程速度立即慢了下来。袁庚急了，通过新华社内参向中央反映了这一问题，陈述了改革分配体制、实行奖励机制的必要性。内参引起了中央领导的注意和支持。随后，蛇口工地上的定额超产奖又恢复了，工程进度又一次提速，其直接结果是，这段码头竣工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多月，多创产值达130万元。

　　为了进一步激发建设者的创造力，袁庚想到提炼一种精神口号来激励大家，由此，“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应运而生。

　　正是从“4分钱”起步，袁庚主政下的蛇口在短短数年间，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风云大幕。从打破“大锅饭”到招商引资，从住房商品化再到全国人才招聘，在1979年到1984年的几年中，蛇口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而这些“第一”也多数沉淀成为当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常态。

　　在他接手的时候，蛇口还只是不足千人的小镇，几排破旧低矮的房屋陈旧而杂乱，海滩上到处散落着垃圾。而到他离休的1993年，“蛇口模式”已经闻名全球。如今，蛇口更成为广东自贸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3年，在改革开放35周年之际，有网络发起评选“35年来你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在众多网民的投票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始终位居前列。

　　1993年3月，袁庚从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岗位上离休，留下一句“往前走，莫回头”。如今，袁庚已故，但他留下的改革精神，却激励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改革者前行。

　　祖籍安徽合肥的李道豫1932年出生在上海。1948年，正在读高三的李道豫，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下走上了道路。1949年8月，李道豫被组织选派去沪江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前身）学习。起初进的是教育系，党支部发现英文系学生党员力量比较薄弱，建议英文成绩优秀的他转系。自此，李道豫开启了与外交事业大半辈子的不解之缘。

　　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李道豫被抽调去参与会议筹备和翻译工作。会议结束后，20岁的他留在外交部工作。

　　1990年6月，58岁的李道豫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虽然任期不到3年，但他以“惊心动魄”一词来形容这段经历。第一次海湾危机、韩国和朝鲜加入联合国、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都在这期间发生。

　　最让李道豫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海湾战争。1990年8月2日凌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安理会半夜通知召开紧急会议。会上，美国和科威特联合提出，一是集体谴责伊拉克侵略，二是要求伊拉克必须退回到8月1日的阵地。

　　据李道豫回忆：“当时，我们这边在开会，伊拉克已经打进科威特首都了，这早就不是边境冲突了。”他马上给外交部部长打电话，直接请示。他提出的建议是对伊拉克进入科威特表示遗憾，对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提案投赞成票，得到国内批准。中方表态在国际上（包括科威特）得到了正面反应。

　　这样的紧急情况经常发生，联合国的场地不大，但它是世界的大舞台。在这个多边外交大舞台上，李道豫纵横捭阖，提升了中国的国际线年，李道豫奉命由常驻联合国代表转任驻美大使。同年3月，克林顿政府刚刚上台就对中国推出“最惠国待遇”与“问题”挂钩政策，如果中国不就范，就要在一年限期后取消最惠国待遇。4月，李道豫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拜访时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用所谓一年的限期来加以威胁，李道豫对此沉着应对，坚信这种既损人又损己的政策终究要失败。果然，面对中国反对外国干涉内政的严正立场和美国工商界的反对，克林顿在一年后主动终止了这个错误做法。

　　同年8月，又发生了“银河号”事件，后来又经历了“导弹制裁”事件、美国国会反对北京申奥。尤其是1995年美国政府允许李访美事件使两国关系降到最低点。

　　在美期间，李道豫十分注重公共外交。为了让更多的美国民众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他跑遍了美国50个州，发表了200多场正式演说，并经常接受美国媒体采访。

　　1998年3月他离任之时，100多位议员出席了在美国国会曼斯菲尔德大厅举行的招待会，为他饯行，这样的规格在当时是罕见的。

　　在长达52年的外交生涯中，李道豫始终秉持一颗炽热的初心，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局势中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在外交舞台上，坚定地向世界发出了中国的声音。

　　在新疆石河子大学的一块草坪上，静静地矗立着一座雕像。学校师生每每走过，总会放缓脚步，深深怀念起这位育人治学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的质朴师者——北京大学援疆教师孟二冬。

　　孟二冬，1957年出生。1980年，孟二冬后被择优留校，成为一名老师。此后，他求学的脚步并未停歇，十余年中，他三进北大，走过了进修学习、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求学历程。1994年，博士毕业的孟二冬留在北大中文系任教。此后的十几年中，孟老师形成了严谨的授课风格：备课缜密周详，课前“过电影”，课后“回放”找得失。除了教材内容，他还查阅大量古籍，补充大量的考证资料。每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每个论点的论据都有翔实的文献资料作支撑。因此，他讲课能驾轻就熟，深入浅出，突出重点和难点。孟老师每次上课都会早一点儿到，下课后也会晚一点儿走，希望与学生有更多的交流时间。他从不对学生发脾气，课上课下，学生们看到的孟老师，是一位博学而又酷爱运动、儒雅而又专注学术、敬业而又热爱生活的老师和朋友。在学术上，他勤勉踏实、孜孜以求，尤其是历时7年艰苦研究完成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登科记考补正》，得到了文学界和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2004年3月，为支援新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孟二冬来到石河子大学中文系，进行支教工作。旁征博引、文采飞扬，隽永的板书、浑厚的嗓音，是他留给学生们的第一印象。可没过多久，孟二冬的嗓子开始沙哑，还常伴着剧烈咳嗽……在老师们的再三要求下，孟二冬到当地医院检查。医生立即对他下达了“禁声”命令，但第二天，他又站到了讲台上。

　　2004年4月26日，教室里座无虚席，学生们眼含热泪，聆听孟教授的最后一课。此时孟二冬说话已非常困难，额头上的汗珠一滴滴往下淌。“因为嗓子不好，影响了……教学效果，大家多原谅。”当下课铃响起，孟二冬向学生们鞠了一躬：“同学们，虽然课……完了，但学习……没有……止境，做学问……要甘守……寂寞。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两天后，孟二冬的诊断结果出来了：食管恶性肿瘤，肿瘤直径达3.7厘米，乒乓球大小。主治医生十分吃惊：“这么大的一个肿瘤卡在咽喉要道上，别说讲课了，就连出气儿都非常困难。”

　　然而，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最惦记的还是远在边疆的学生。他买了全套的《全唐文》《十三经注疏》等书籍，还让人刻录了200张古籍资料文献光盘，送给学校的老师和学生。

　　2006年4月22日，49岁的孟二冬因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讲台和学生。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党员”。

　　张秉贵是北京市百货大楼的一名普通售货员，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他是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国商业系统最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他的绝活儿是售货“一抓准”和算账“一口清”“接一问二联系三”的工作方法，以及“一团火”的服务精神。凭借这些“绝活儿”，张秉贵成为新中国商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带动了整个行业服务水平的提升。在他生前，很多外地顾客慕名而来，在他的糖果前排起长队，只为亲身感受他的技艺和服务。燕京有八景，张秉贵售货被群众亲切地誉为“燕京第九景”。北京百货大楼门前广场矗立着一尊半身铜像，那就是普通售货员张秉贵。

　　1929年11岁的张秉贵便到纺织厂当了童工，17岁到北京一家杂货店当学徒。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即将开业的北京百货大楼招聘营业员，尽管规定只招收25岁以下的年轻人，但已经36岁的张秉贵因为有多年的经商经验而被破格录取。他做梦也没想到能当上“新中国第一店”的售货员，在宽敞明亮的柜台前体面地为顾客服务，感到无比光荣的他更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从1955年开始，在他30多年平凡的售货实践中，他胸怀“心有一团火，温暖万人心”的职业信念，全心全意地为顾客服务。

　　张秉贵常说：“售货员要用一团火来温暖顾客，使他们不仅在商店里感到热乎乎的、回家后热乎乎的，走上工作岗位还要热乎乎的，这才算我们对事业的一点儿贡献。”30多年来，张秉贵接待顾客近400万人次，没有跟顾客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没有怠慢过任何一个人。北京百货大楼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客流量大，加之物资相对匮乏，顾客通常要排长队。张秉贵便下决心苦练售货技术和心算法，练就了令人称奇的“一抓准”“一口清”技艺。

　　所谓“一抓准”，就是一把就能抓准分量，顾客要半斤，他一手就能抓出五两；“一口清”则是神奇的算账速度，遇到顾客分斤分两买几种甚至一二十种糖果，他也能一边称糖一边心算，经常是顾客要买多少的话音刚落，他就报出了价钱。后来他又发明了“接一问二联系三”的工作方法，就是在接待一个顾客时，便问第二个顾客买什么，同时和第三个顾客打招呼，做好准备。他在问、拿、称、包、算、收6个环节上不断摸索，接待一个顾客的时间从三四分钟减为一分钟。

　　张秉贵不仅技术过硬，还注重仪表，坚持每周理发，每天刮胡子、换衬衣、擦皮鞋。他还注意研究顾客的不同爱好和购买动机，揣摩他们的心理。为了精通商品知识，每逢公休日，张秉贵就蹬上自行车到工厂、医院和研究单位，学习糖果知识。由于熟悉顾客和商品的特点，张秉贵可以针对一些特殊的顾客推荐商品。

　　有位拄着拐杖的老人，经常来欣赏他售货。老人说：“我是个病人，每天来看看您站柜台的精神劲儿，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劲儿，我的病也仿佛好了许多。”